每支野战军中都难免有将领在行军途中离队，中野亦然。
落伍并非意味着个人能力有所不足，多数情况下，问题往往出在指挥作战的技巧上，而在其他领域，他们依旧保持着顶尖高手的水平。正如此篇文章所要聚焦的这位主角。
一、中野四老
晋冀鲁豫军区初创时，其核心区域涵盖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二级军区。随后，杨得志所率领的冀鲁豫军区亦被纳入其中。
这四个军区依次成立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太行军区虽由129师师部负责组建，但其核心力量实则可视为副司令员王树声的得力助手。
因此，人们通常将中野的四大元老视作王树声、太岳军区与太岳纵队司令员，兼386旅旅长的陈赓、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以及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陈再道相较于其他三位，无疑在综合能力上略显不足，然而在抗战时期，刘邓首长对他的信任却未曾减少。
陈再道回忆起初抵达冀南时，身边仅有七个连队，但凭借着出色的指挥才能，他迅速打开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徐向前副师长曾在冀南短暂停留并指导了一年，对陈再道的影响深远。自那时起，便是由他担负起冀南地区作战与根据地建设的重任。
1940年四月，在黎城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整编会议。刘邓首长亲自主持，对八路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游击队大规模整编。他们将各军区和各县武装力量整合，组成了六个野战旅，分别命名为新4、7、8、9、10、11旅。在此次整编中，刘邓首长作出决定，由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统一指挥新4、7、8、9旅的作战行动。
此次举措大胆、逆流而动的正规化建军行动，在一年之后便遭到了军委的叫停。各野战旅部队随之以团为单位被解散，并重新分配至各二级军区。
此事足以证明，在抗战时期，刘邓首长对陈再道指挥作战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经过野战部队的改编，原属新4旅的771团——该团曾是旅长一手培养的386旅两大主力团之一——依然驻守在冀南地区。
此刻，129师的核心战斗力量主要包括：以772团为基础，由陈赓重新扩充而成的386旅（后由王近山接任旅长），陈锡联以原385旅的剩余部队为基础，重建的385旅（以769团为支柱），以及来自冀鲁豫的教3旅，还有陈再道指挥的冀南部队，这四支部队依然可以被视为师内的四大主力。
抗战胜利之际，我国迅速组建了新的野战纵队，陈再道同志毫不犹豫地担起了2纵司令员的重任。
不容否认，陈再道昔日的指挥才能堪称卓越。那位后来在 大别山区叱咤风云、威震江汉的“王疯子”同志，实则不过是陈再道敬业的晚辈。
成立于1945年年底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该纵队的部队均为之后陆续扩充、新建、升级的军区部队构成。其中，原先的核心主力——第七七一团，已于那时开赴陕甘宁地区，并最终融入了西北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陈再道首任第二纵队司令，于上党战役与邯郸战役中均扮演主力角色，充分展现了抗战后期的优良战斗传统，无论是攻坚还是机动，均能游刃有余。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多次组织集团作战，陈再道多次担任多个纵队协同作战的总指挥，其在刘邓首长心中的地位颇为重要。
即便在鲁西南的龙凤大战中，面对第五军的强力挑战，陈再道指挥虽略有不足，但最终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顽强地将第五军击退，从而阻断了胡琏与邱清泉的会合之路。
在抵达南下大别山之前，2纵与其他纵队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然而，羊山集战役的爆发，成为了这一转折点的标志。
二、掉队转折点
羊山集战役，作为刘邓大军南征途中的惊心动魄一役，其规模之宏大，甚至超越了著名的龙凤大战，对参战双方的将领而言，均构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激烈的战斗中，有些人脱颖而出，声望与日俱增，而有些人则未能经得起考验，暴露出自身的不足。陈再道便属于后者。
羊山集战役是一场遭遇战。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急于向南推进，与陈粟军在孟良崮所采用的以逸待劳战术大相径庭。陈粟军当时拥有充足的物资和心理准备，并未陷入混乱。相比之下，刘邓大军在渡过黄河后南下的过程中，遭遇了王敬久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双方几乎是正面冲突。尽管敌方各师也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唯独整66师略占优势，然而战局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这对刘邓大军各主力纵队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也干扰了他们全力向南推进的既定计划。
尤其是在羊山集的固守战上，宋瑞珂的坚守被蒋介石和陈诚视为鲁西南地区的最终决战。对他们而言，若刘邓无法逾越宋瑞珂的防线，便意味着战略上的失败，这样的判断无疑相当准确。即便毛主席亲自致电刘邓，强调南下的重要性，并指出即使未能攻克羊山集也无大碍，刘伯承依然坚持己见，认为只有战胜这头拦路猛虎，才能保证南下的顺利推进。因此，他果断调整了作战部署，发起了对羊山集的强攻。
因此，在遭遇战中，刘邓的1、2、3、6纵将平日里精心培养的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杨勇与王近山率领一、六两纵队，对六营集、独山集等地发动攻势，运用了围三阙一的战术，将整编32师与整编70师予以干净利落的全歼。然而，二、三纵队在攻打羊山集的过程中，却显得过于机械刻板。
2、3纵的联合作战，其中不乏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细节。
在陈再道的回忆录中，对于统一指挥者的身份并未有明确的记载。然而，通过分析一些细微的线索，可以推断陈再道在其中可能略占主导地位。陈锡联则反复强调，他们的行动是协同第二纵队进行的。
大致在进攻部署的初期阶段，经过二陈的商议，决定由陈再道主要负责向刘邓汇报，野战指挥部随即明确作战的具体安排。
然而，该进攻部署显得较为粗略，缺乏明确焦点，未能如杨勇、王近山那般巧妙地操控与利用敌军的心理，而是采取全面进攻，四面出击的策略。
据参战的国军整66师参谋处作战科中校科长朱明安回忆，刘邓大军抵达后，并未先行进行试探性的火力交锋，而是迅速展开阵型，开挖战壕。其中，部分战壕已挖掘至羊山集外围仅50米之遥。
国民革命军方面坚信交通已被全面截断，退路已绝，同时，蒋介石与陈诚意图凭借羊山集这一战略要地，再发动一次关键性的攻势，意在将刘邓部拖垮于鲁西南一隅，因此，宋瑞珂毅然决然地决定誓死坚守阵地。
2、3纵凭借充沛的士气与兵力上的优势，采取强硬的攻势，正迎合了整66师的预期。整66师是陈诚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军官们充满斗志，远非一般二流杂牌军可比，其士兵亦具备较高的战术素养。双方兵力全面投入激战，更利于国军发挥火力和战术上的优势。然而，我2、3纵连续数日强攻，却始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在激战之中，2纵的干部与战斗骨干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这主要归因于我们采取的野蛮式进攻策略。陈再道的回忆中，一个细节便揭示了我国军队在进攻战术上的简陋与粗糙。
6旅18团在进攻羊山集街中时，遭遇一处地堡，阻挡了部队的前进。面对连续的攻击未能攻克，团长李开道下令，要求1连连长刘茂盛摧毁该地堡。在这场激战中，2班的战斗小组组长姜金城和于树贞，不顾生死，勇猛地冲向地堡。面对棘手的困境，他们竟然采取了一种大胆的策略，直接伸手试图从射击孔中夺走敌人的机枪。
目睹这一细节，我不禁对那两位英勇无畏的战士肃然起敬。然而，心中也涌起对2纵战术的粗糙与进攻的鲁莽所引发的遗憾。不禁好奇，这两位勇士最终的命运究竟如何。
在18团，干部队伍遭受了严重损失，伤亡情况尤为惨重。其中，营级指挥员牺牲者众多，仅1营的指挥员便仅剩一位教导员，而营长、副营长、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等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均已壮烈牺牲。
此时，蒋介石严令各部队迅速向羊山集集中，刘伯承亦心急如焚，紧急派遣二陈前往前线实地考察，以探明真相。
陈锡联在仔细观察战况后，提出了对部署进行重新调整的建议。刘邓首长予以批准，随之发起新一轮攻势，最终成功攻占羊山集。关于陈锡联的具体部署，将在他的个人篇章中详细阐述，此处暂且略过。其核心思想在于改变攻击策略，实施有针对性的打击，而非盲目围攻。
回顾伤亡统计，第二纵队团级以上干部共有19人不幸牺牲，而营级干部则高达32人。第二纵队下辖9个团，每个团配备6名团以上干部，包括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总计54人。如此伤亡率已达到三分之一，的确显得有些过重。
纵使此役损伤了元气，后续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一路之上屡遭食粮与弹药的短缺，未曾得到有效补充。
三、长线竞争凭何
自挺进大别山以来，第二纵队的作战轨迹可概括如下。
1947年9月，我军第二纵队与整编第五十八师、第四十八师在豫南商城、固始地区展开激战，旨在为大军挺进大别山皖西、鄂东地区提供掩护。虽然战果有限，仅歼灭整编第五十八师一个团，但此战的主要目的是发挥战略牵制作用。然而，这场战斗的代价也颇为惨重，我军第六旅副政委彭学桂同志英勇牺牲。
十月，陈再道率领第二纵队与第一纵队的一个旅，对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五十八师的第十旅发起了围攻。经过激战，成功击溃了该旅的主力，但未能全数歼灭。
月底之际，我部参与了高山铺战役，与各主力部队并肩作战，成功歼灭国民党军第40师，共计一万二千余人。
2纵留大别山牵制。
自1948年二月撤离大别山以来，第二纵队多次担当配合作战的角色，在宛西、宛东地区参与了多场重要战役。
宛东战役中，我军针对宿敌58师展开攻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2纵部队竟然未能独自击败这支仅由两个整编旅组成的杂牌滇军。直至华野宋时轮的10纵加入协同作战，才勉力将其师部及一个旅彻底击溃，共歼敌6000余人。
传闻中姑娘纵队实力非凡，不容小觑，如今的2纵战斗力已远超1945年底组建之初的水准。
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中原野战军全力围剿黄维兵团。陈赓、杨勇、陈锡联、王近山等将领，不顾生死，英勇奋战，与黄维部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竟被调往东线，协助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共同牵制并阻击李延年兵团。
革命事业不分高低贵贱，然而战斗任务却各有轻重缓急。当前形势下，第二纵队的劣势无需赘述。
1949年伊始，中野整编为二野，陈再道遂被调离前线作战部队，赴河南省军区担任司令一职。显然，这并非意味着他闲置无职。河南省军区作为二野南下的战略大后方，亟需一位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将领来镇守。
陈再道坚决拒绝，心想：“陈赓、陈锡联、杨勇都已担任兵团司令，我这个晚辈王近山也成了副司令，为何我却被派往后方？”刘邓首长亲自对他进行了一番思想工作，既进行教育又施加压力，最终他才无奈接受安排。
笔者向来专注于剖析将领的长期成长轨迹，对于陈再道晚年突然陨落的现象，我始终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首先，论及作战策略。陈再道将军在冀南抗战期间，以及内战初期在鲁西南的战斗中，常以间歇性作战为主，即战斗一阵后便暂时休整。刘伯承将军曾赞誉陈再道为“再道之勇”，陈毅上将的确是一位冲锋陷阵、勇猛无畏的将领，其英勇之处颇似王近山将军。然而，与王近山相比，陈再道似乎略显不足的是那种敏锐的战场判断力。
立足于稳固的根基，且在战事间隙得以休养生息之际，他的战斗力尤为出色。尤其是在那些无需一举全歼敌人的战斗中，他的表现尤为突出。这恰好是对“狂风难持久，暴雨终有时”这一哲理的生动演绎。陈再道擅长迅猛出击，但其在攻击的持续性上略显不足，且在关键时刻，未能充分发挥关键招式，以迅速解决关键对手的能力有待提升。
在这方面，他稍逊于王近山，与陈锡联相比则有较大差距。
战术粗勇。
战争初始，此等弊端尚可谅解。然而，历经鲁西南数战的磨练，其他纵队均取得显著进步，尤其是王近山成长迅猛，杨勇亦日渐成熟，唯有陈再道凭借勇猛之力独树一帜，却渐显力不从心。
为何即便是杂牌军中的58师也难以攻克，为何2纵未能像解放宿县、解放襄阳那般创下赫赫战功，而其他如3纵、6纵即便在大别山战场遭受重创，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2纵虽以勇猛著称，实则并无太多值得炫耀的战绩。
多年来，虽随刘伯承将军左右，却未能真正掌握刘帅所极为重视的正规化军事理念，更未能做到“近朱者赤”的至理，难怪刘邓首长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安置于后方。
无人能仅凭停滞不前的技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与挑战。唯有敢于挑战自我，走出舒适区，方能稳健生存。
陈再道将军于1949年初退离一线作战部队，实非弊端。若非如此，保留如此显著的短板，待日后奔赴朝鲜战场，其所受损失恐怕将远超宋时轮、王近山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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