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买卖股票这个更粗的糙米到底多糙？基本上就是半米半糠

一提到家丁，脑海里多半会浮现出过去那些为官宦、富户把守门庭的奴仆。他们的形象多被贴上负面标签，常用走狗、狗腿子、看门狗、狗仗人势这些带有明显贬义的词语，来形容这群并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角色。

不过，要是了解明史的朋友，肯定就清楚，家丁还藏着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明朝最后一支被称作最厉害、最精干的部队。

这样说其实不太妥当。实际上，“家丁”从来没有正式列入大明任何军事单位的编制或名单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算是“家丁”，不过这个“家丁”指的多是明末一些将军的家丁，主要职责也不是真的看门守院，而是跟着主子上战场拼命。

而且啊，战场上的那些家丁，无论是装备啊、待遇啊、伙食呀，还是训练水平，都远胜于正统的明军，所以他们的作战意志也更坚决，更有战斗力。有句话说得不错，“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其实就算给正式的明军将士发足工资吃饱饭，这帮根本算不上正规部队的家丁，正常情况下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家丁”本身就不是普通的部队，说他们是古代的特种部队也一点不为过。

而且，家丁也不是明朝独有的存在。要谈这支部队的渊源，那可是历史悠长，明朝也只是它的发展历程中的一站罢了。

有个段子嘛，说如果给诸葛亮五千吨方便面，他还能搞得定北伐不？

说实话嘛，诸葛亮在北伐那会儿，蜀汉人口也就不到百万，最多也就凑个十万左右的军队（还得留人搞农业，修理装备和运输军需呢）。再把留守家里和沿途战线的士兵一减，剩下还能派上用场的兵力，估计也就不多了，跟司马懿硬碰硬，压力可是挺大的。

你得明白，曹魏的人口不光是蜀汉的五倍多，还占了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钱粮财宝的产出比蜀汉高了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没有什么奇迹出现的话，蜀汉的北伐基本上就是场毫无希望的远征——除非真开个金手指，直接给蜀军发把阿卡，否则难有胜算。

要是诸葛亮真能弄到那么多方便面，说不定还真有机会搞出点不小的奇迹来。

方便面这种快餐产品，因为没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再加上脂肪和热量都很高，所以大家一般都认为它是不太健康的食品。不过，这都是现代人的观点，如果放到古代，那些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

在1975年12月，有考古团队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里发现了1155枚竹简，累计超过4万字。里面的3枚竹简，记录了秦代《传食律》的一部分内容。

《传食律》就是关于驿站里按照官员身份配备饭菜的法律规定。西汉虽然标榜自己不是秦朝，但说得轻松，实际上，几乎全部沿用了秦朝的制度，连《传食律》也保留在其中。所以，从这几枚竹简里，我们能看清楚从战国末期到汉末这五百年间，秦汉两朝中低级官员的食物供应标准。

这3枚竹简中的记载如下：

这3枚竹简上的记载是：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爵的人，以及卜、史、司御、寺、府的人员，供应粝米一斗，还配备采羹和盐二十二分升。不再对以下到谋人的人员提供，粺米一斗，酱半升，还有采羹、草料各半石。宦奄的待遇似乎没有变化。御史派遣使者时，食用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还备有采羹，并赠韭菜。爵位在官士大夫以上的人，自己享用爵食。使者的随从，吃粝米半斗；仆从，则少半斗。

白话大致就是，中级和下级的官员每餐会用韭菜、葵菜之类的蔬菜煮成菜羹，还会用酱、豉这样的调味品，主食是比较粗糙的糙米饭。底层的吏员就没有蔬菜供应，只能靠着酱、豉填肚子吃糙米饭。而官吏的随从，比如跑腿的、奴仆之类的，连调味料都没有，只能吃更粗的糙米饭。这个更粗的糙米到底多糙？基本上就是半米半糠，里面还夹杂着沙子、小石子之类的杂质，越多越好。吃的人得有结实的牙齿和强壮的肠胃，要不然吃坏了肚子都没人管。

不比上面那些，其实在秦汉时期，第四等和第二等这两个爵位，只有军中那些真正的骨干、老练的精锐兵才能得到。这样的人物，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朝代，都被视作宝贝，才能享用那种几乎没有油星的清淡水煮青菜——比起现在坐牢的犯人还要差点儿。要是让他们吃上今天那种油多盐重、调味料丰富的方便面，想想吧，会不会引起大麻烦？

答案挺直白的，一定能让士气飙升，接下来那战斗力也就爆表啦。

《传食律》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啦。现在社会发展快，生产力也提高了，那么古代军队的饮食供应会不会变得更好了呢？

其实还跟以前一样，没啥变化。

你看那“醋布”这东西嘛，就是把麻布跟醋一块儿煮煮，然后晒干，有的还会用盐腌一下。打仗的时候，唐军的兵每人都配一块，煮小米粥或做面饼汤时扔进去一块，基本上一顿饭就算完事了。听说久放的话，那味儿就变得像半个月陈的臭脚丫子似的……不过就算那么恶心的东西，关键时刻还真能变成唐军战无不胜的一种副食和调味料。要是用方便面把它替代掉，您觉得会怎么样？

肯定是士气直线上升，战斗力杠杠的。只要李大帝一发号施令，这帮骄傲自大的将士们就能心甘情愿地冲到天涯海角去拼命。

更要命的是，从秦汉到隋唐，担任军粮主要来源的，始终都是粟，也就是小米。这玩意儿的热量太低——就算是《传食律》里最低级奴婢的伙食，也得每餐吃半斗粟米，差不多两斤，看着像是能把人撑死的分量。可实际上，就算供应的是纯米，没有糠没沙子，可这玩意儿也没得搞，饿得太快，结果叫人受不了。尤其是在搞重体力活的情况下，这点饭菜，饿死个人也不奇怪。

秦汉时期，经常会把俘虏、罪犯或者商人当作奴兵，用在战场上当炮灰，这玩意儿挺普遍的。

唐朝以后，大米和面粉慢慢取代了小米，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军队里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常规的军粮，比如面片汤、炊饼（就是馒头啦）这些，味道还算不错。甚至还能带着走的方便食品也有了，比如在两宋时期，出现了用肉泥做的肉糜饼和蔬菜做的杂饼。在做饭时，把这些撕碎，然后和米面、盐块、酱料搅在一起，一起煮成糊状，人们都叫它“大乱炖”，那会儿可是士兵们最喜欢的“美味”呢。

不过，这玩意儿对于部队来说成本还是挺高的，只有两宋那个时候，比较有钱的地方才能供应得起。到了穷巴巴的明朝，又没有肉又没有菜的，根本供不起。于是南方常用的军粮就是把大米煮熟后晒干，打完仗饿了就用热水泡开吃，也叫水泡饭。在北方产小麦的地方，军粮就变成炒面——没错，就是志愿军也吃过的那种炒面。由此可见，把炒面用作军粮的做法，起码得追溯到差不多600年前了。

毕竟清朝也普遍拿这玩意当军粮。比如阿桂在平定甘肃回部叛乱时，曾被叛军包围导致全军断水。战后他在给大老板乾隆皇帝弘历写报告时就发过牢骚，而吐槽的对象就是炒面：

断了三天水，虽然还有炒面，但真的是咽不下去。

就算干嚼方便面，估计也比那能噎死人的炒面香得多吧。

所以啊，今天让我们闻之色变的那种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食物，实际上在古代尤其是军队中，反而是最缺乏、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也许，假如历史上的哪支军队真能吃上一大堆方便面，说不定还能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呢。

说了半天关于军粮，其实也没偏题。因为明朝一朝的最大难题，就是那数百万大军的粮食问题——明军不够给养，满额的军饷根本无法满足，真不是开玩笑，这可是铁的事实。

在明朝当兵的，基本上算是最惨的一群人，没有之一。对他们来说，几乎别指望有啥准时的军饷，能把肚子填饱点，不饿死，都算是天大的恩赐了。

别以为这是明末那个混乱动荡年代才有的事情。从朱元璋一开国，这种在历朝历代都堪称是骇人听闻的奇闻怪事，在明军中就已经屡见不鲜了：

平阳守卫千户所的千户彭友文……带领五百兵力外出修城，两个多月都没有粮草供应。军中有些人手头还算宽裕的，就勉强凑合着过日子。没有粮草的那些，既怕触法，又不敢去强抢别人，只能忍饥苦干，结果竟然饿死了一百兵士。

那会儿老朱毕竟还在世，至少还能稳住局面。比如平阳事变一出，怒火中烧的朱元璋就下令给彭友文送去一支长矛，让他带着100名士兵互相刺杀，这事想想都能猜到，结果不用多说，底下，谁都知道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可问题是大明朝只有朱元璋一个皇帝。等他一走，谁还关心那些小兵的命运呢？毕竟大明的在籍兵额数就快一千八百万，别说饿死百十个人，就算一下子少了几十万，也没人多留心。

其实明朝士兵之所以活得这么苦楚，主要责任还得追溯到朱元璋。

在明朝之前，历代的兵役体系基本就两种：征兵制和募兵制。所谓征兵制，就是大家常说的兵农合一或全民皆兵，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

在汉唐时期，基本上也就留了点儿常备军，绝大部分士兵平时还得耕田务农，只在需要打仗时才召集他们，这不就是典型的群民兵或武装农民嘛。要不就是从田头拔两农夫，他们就能变成传说中的汉军或唐兵，然后就能去开疆辟土、扬名国外？

当然不太可能啦。因为在征兵制度下，不管汉军还是唐兵，都没有军饷拿，基本上都是“义务兵”。别说空手去报道，还得自己花钱准备弓箭、衣服、粮食这些必需品。比如唐朝就规定，府兵征兵时必须自带横刀、粮食，还有“随身七事”——指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也就是说，除了那些重兵器、强弩和盔甲这些民间不能私有的装备，其他都得自己掏腰包搞定。而且，士兵到军营报到时，还有专人检查携带的东西，少一样都得挨顿板子（是不是10板还是100板，我记不太清楚了）。

你说的没错，在北魏的征兵制度下，木兰得先到东市买好骏马，西市买上鞍鞯，南市买个辔头，北市买把长鞭。也就是说，怕还没到军营，就先被人“教训”一顿。这个流程看得出来，兵役可是得自己全盘打理，装备啥的都得靠自己搞定，麻烦得很。

要说能当上汉军或唐兵的，基本上不是穷光蛋，起码也得是个中小地主或者比富一点的农户。要不然，一进军营就得遭殃，屁股都得被打烂。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此也不避讳，公开承认征兵标准就是“嫌贫爱富”：

采用的方法，就是财多的拿强者，力大的人取富者，财力又平衡时优先选多丁的，因此注释说：“不公平，指的是舍弃富的取贫的，舍弃强的取弱的，舍弃多丁的而选择少丁的。”（《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对于那些自掏腰包参军的士兵，皇朝通常会赐予官职、奴仆，免费提供土地，还减免税赋和劳役之类的优惠措施。说到这些本来就财力丰厚的将士，激励他们“闻战喜”的关键，更多在于他们自己、家人、亲族的利益与国家是一条心，为了国家出力，其实也就是为了自己打拼，怎么可能不尽全力呢？

所谓有固定产业的人，才会有持久的决心，这话就讲到这里。

那么，为什么曾经那么完善的兵役制度后来会没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土地被兼并。每个朝代长时间太平后，难免官员腐败，勋贵和豪族趁机大肆侵占土地，中小地主们的自耕农就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结果就是，王朝最看重的兵源和朝廷的利益渐渐分歧大了，许多士兵纷纷逃亡，征兵制度也就难以维持下去了。

于是，自西汉之后到东汉，再到中唐时期，征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

募兵制啊，就是那些士兵全都以参军当兵为唯一职业，然后靠这个养家糊口，照白话说就是职业军人。说到汉唐时期的民兵，职业军人似乎更厉害、更能打，但至少在古代，这可不一定是事实。

在募兵制的情况下，家有产业的好人家子弟一般不会把当兵当作唯一职业，靠打仗吃饭的多半是一些无业游民、泼皮流氓或者失地的逃民，也就是所谓的“不良人”。这帮人没啥负担或牵挂，也谈不上什么荣誉感、忠诚心或责任感。他们的军纪普遍不咋地，破坏性还比建设性强，特别是说“反就反”的那种。社会越乱，这帮人越喜欢趁火打劫，日子可能还能过得更滋润点。

要么就是他们普遍怕死、怕受伤。因为在募兵制下，士兵们靠那点军饷维持生计，很多人就是靠这个养家糊口的。一旦在战场上拼命阵亡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话说在初唐的时候，唐军可是一马当先，打遍天下无敌手。可到中唐一改募兵制，战斗力那叫一个急剧滑落，对外基本上没人惧怕，倒是搞内斗倒是挺在行的。等到两宋时期，受崇文抑武的政策重击之后，基本成了只会绵羊似的，唯一的本领就是啥也干不好，啥都吃不剩。

经过一番研究和比较，朱元璋觉得还是征兵制更靠谱。可问题是，征兵制虽然好用，但门槛也挺高的，还得靠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一起配合，花费太大了。老朱性格挺节俭，实在舍不得投入太多，所以一番权衡利弊后，改良了一番，把征兵制和募兵制揉在一块，搞出了个看着不像样的军户制。

军户制也就是延续元朝那套军民分籍的方法，把跟着朱元璋起事的老兵、招募的归顺军以及其他被强征入伍的兵士和他们的家属统统编成军户，交由卫所来管理，并且跟随营屯守卫。军户里服役的壮丁叫正军，剩下的那部分叫余丁。正军里如果出现老弱、患病或死亡的情况，都会由余丁来补充替换。

同时在军中实施屯田，让军队自己养活自己。而明军屯田规模之大，堪称骇人听闻：

军屯由卫所管理，边疆地区，三成用来守城，七成用于屯田。而内地，则有二成守城，八成专注于耕种。每支军队领取五十亩土地作为一份，配备耕牛和农具，教导植树，调整租税，派官督促缴纳税款，惩治侵占和暴力的官员。起初，每亩税收为一斗。到三十五年制定新政策时，规定：每一份军田的正常粮食收入为十二石，存入屯仓，按本军自给自足，余粮作为本卫所官兵的俸粮。

看着是不是挺合理挺划算的？老朱自己也挺自得其乐，曾夸口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同异录·卷上》）。再者，为了防止老百姓占他的便宜，还特别下了命令，“民户也不得谎称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四·军政第一》）。

不过吧，就像朱元璋搞的那些“新发明”一样，军户制表面看着挺漂亮，但其实把大明的国家运势和明军的战斗力一股脑儿拖进了万丈深渊。

为啥呢？让军队里七成以上的兵都跑去耕地，这样一来，打仗守边啥的正经事谁来干？只能大规模扩军，结果到了永乐年间，大明在册兵力竟然达到了280万人。这是个啥概念？比起以兵多著称的北宋仁宗时期，军队总数才140万，已经不少了，结果还把朝廷的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王安石还不得不搞变法。而大明的军队更是将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奇怪的是，这么多兵力中，真的是专打仗的基本上没超过70万。特别是明初皇帝一有空就喜欢集结几十万大军开战，搞得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境防线上，兵力都捉襟见肘。拥有快300万大军都用不完，这不虚幻，是真实存在的景象，只有在大明朝才能见得着。

要说给每个军户分50亩土地，还免除劳役、送耕牛和农具，表面上看着挺不错，但真怎么落实呢？实际上，从两宋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根本没有办法实行均田制，简单说就是没有多余的土地可分。所以皇上说的那50亩，说到底也只是个空头支票，最后只能又改成了20亩。即便如此，大多数军户实际上连20亩都分不到，分不到土地，军队怎么养活自己？军户还怎么过日子？

再加上军户免除劳役的政策，实际上也没有彻底落实，从宣德年间开始，这个负担还越来越重，有时候甚至比百姓还要繁琐。

更甭说那个不知道朱元璋用哪个脚后跟想出来的、能坑死军户十八代祖宗的余粮缴纳制度了——按明朝的规矩，民户种地要交的田税是三十税一，确实挺低的。可轮到军户那儿，却变成了分地50亩，要交12石“余粮”用作军用。按那时大约1.5石的亩产计算，这相当于6.25的税率；后来分地减少到20亩，交的“余粮”也只降到6石，税率反倒涨到五税一了。

五税一啊！要知道，史上那些最残暴、最昏庸的皇帝，都不敢向老百姓要这么重的田赋，特别是对那些当兵的，收得这么高，难免会激起军心不稳、民变四起的麻烦，可他偏偏就是这么干，难不成就不怕闹事？

那些倒霉的军户基本都被关在军营里，家属也当成人质，反抗的念头不敢轻易冒出来。不过，军户也是人，肯定不会甘心让自己饿死还得交公粮吧。于是，从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军屯的“余粮”缴纳都没全额到位，缺口越补越大。为了不让军户全部饿死，朝廷也顾不得什么“养兵百万，莫弃百姓一粒米”的祖训，只得用财政出面补贴。

这些补贴能真的让军户吃饱饭吗？基本上难做到啦，因为还有个“中间商”——军官在那儿等着染指差价呢。

要是哪个将领在这种征兵制度下想着模仿赵匡胤披上“黄袍”，那后果一定不堑啊。这么一来，战后士兵和地方势力都不会乖乖听他指挥，反倒会趁机反抗，谁都不敢保证不会变成“乱世的乱世”。毕竟，兵多将广，非正规统属关系的松散局面，一旦被某个心怀不轨的将领利用，结果很可能就是大乱一场，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反叛和割据。

士兵们肯定会蜂拥而上，把这个笨蛋乱刀砍死，或者绑着他去京城请功领赏——毕竟，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啥正式的隶属关系，又都是有家有业的，当兵打仗也不过是份副业罢了，谁有那么多心思去跟你磨嘴皮子？

因此，在征兵制度之下，掌握军队的将领想要造反成功，几乎可以说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

不同于征兵制度，募兵制可是另外一码事。这些士兵几乎以当兵为终身职业，军官一句话就能影响他们和家人的生死荣辱，最关键的是，很多军官还是世袭而来的家族成员。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士兵们自然会听从军官的指挥，所谓的忠心，也就从忠于皇帝和朝廷，变成了忠于那些将领了。

要是说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那唐朝的天下就变得到处都是藩镇割据，五代的时候，武将谋反篡位简直成了家常便饭，都是这么搬过来的。

两宋用一招崇文抑武，基本上把武将动辄作乱的问题给解决了。不过，没有啥雄心壮志的武将们，反倒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发家致富上，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对象，自然也就只能是士兵啦。

可以这么说，宋明两朝的武将，几乎没人不贪钱，就算是那些战功显赫的所谓名将，也没几个例外的。

像在明朝啊，军官们最常用的发财招数之一，就是拼命敲诈军户，逼得他们不得不逃跑，或者直接弄死他们。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趁机占了他们的地，还能通过瞒报空额，把本该发到他们手里的粮饷全部据为己有。

据一些史料说呀，到正统三年（1438年），也就是大明建国70年的时候，逃跑的军户总数已经高达163万（这消息来自《水东日记·卷二十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也就是说，官府注册在册的士兵中，有一半多都跑了。嘉靖年间的绍兴府志也记载，那个时候，本地的4个卫所，绍兴卫缺员达到73%，临山卫缺员六成九，三江卫缺八成一，沥海卫缺七成七。这说明啥？一旦打起仗来，绍兴城名义上的五千守军，实际上恐怕连出动一千人都很困难了。更要命的是，身强力壮、脑袋灵光的军户早就自己想办法出路了，剩下的那些，要么老、要么弱、要么身有病残，拿他们去打仗，指望着跑不了？

所以啊，咱们在史书里经常看到，成千上万的明军，遇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倭寇，结果一下就崩溃掉了，这一点也不怪。再说了，奏报里指挥使们肯定得说自己有一万多兵力，难道还能承认自己领的空额被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两千？就这一两千，还多半是残疾人或者病号，要是真碰上几百个精壮的倭寇，别说抵挡，怕是早就崩溃了吧。

毕竟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特别是那些长期驻扎在北方边境线上的明军，面对蒙古、满洲这些强敌，不能像绍兴四卫那样肆无忌惮地吃空额、挥霍兵血，否则无疑是在找死。

要是不贪着点，人生还能追求啥呢？不过嘛，贪心也得稍微收敛点，比如说名义上是万兵，实际上啥也得凑个三五千。毕竟在这种重要的军事要地，御史太监之类的巡查挺频繁的，面子上的事情还得做一点，不然可说不过去。

要指望这些营养跟不上、装备也不完整的明军去对付像蒙古人或满洲人那样凶猛的敌人，几乎不可能实现。既然“公家兵”打不出个像样的成绩，反而得靠私兵，也就是家丁，开始崭露头角了。

当然了，私兵并非是明朝才有的新鲜玩意，而是自打募兵制大行其道以来，就随之相伴相生的一个怪胎：

家丁从唐朝末年藩镇就开始出现了，就像田承嗣的魏府牙兵、吕用之的莫邪都、杨行密的黑云都、杨师厚的银枪节都这些，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到了沙陀时期，更是以壮年勇士作为义子，发展得非常盛大。

为什么在募兵制下，指挥官都喜欢养私兵呢？其实，这也算没招了。

说白了，军队名义上归皇帝和朝廷管，指挥官顶多就像个职员，负责调度而已，士兵对他们来说没啥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制度本身就有漏洞，要指望他们完全公正也挺难的，贪心这事，早就根深蒂固了。

不过，军队毕竟从事的事情非常特殊，说白了就是随时得上战场拼命。就算将领对个人功劳没啥追求，起码也得考虑保命吧？所以，掌握一支战斗力靠谱的队伍，成了大家都觉得重要的一件事。

不过，即便所有将领都不贪，光靠朝廷那点粮饷，要让麾下的士兵都变成一支精锐的队伍，说白了几乎不可能。再加上，想让所有将领都不贪，本身也就不太现实。于是，大家都认同了一个办法：先把一部分士兵培养得比较厉害，这成了所有将领的共同目标。

自中唐以来，大多数将领都喜欢从民政事务着手，争取征税，或者通过购买产业、做生意、贸易甚至走私等手段拼命谋利 —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靠吃空额、喝兵血来敛财。

这些从各处搜刮来的钱财，除了自己享用，主要还是用来养兵守备。可是用自家钱财养兵，显然不可能是给皇帝或朝廷用的，于是就出现了私兵。这种情况在唐朝的牙兵、宋朝的选锋、明朝的家丁中都能看到。

其实，根据将领的志向不同，投入的程度不一样，私兵的样子也大不一样。有的将领心系国家、志向远大，几乎把所有家底都用在军队上，才出现了像种家军、岳家军、戚家军、俞家军这些在历史上有名的强大军队——没错，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军队都算是私兵。否则怎么能解释呢，一旦“军主”没了，这些曾经天下无敌的部队就能瞬间打不动了，或者干脆就没有了踪影？

有的将领就懂得“适可而止”这一码事，也就是说别搞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精兵出来，免得让皇帝总是怀疑自己，搞不好还会因此丢了性命。自己留着一大笔钱财花着不香吗，何必操这份心费这劲，结果还没有啥好处。于是他们就花点钱，把几千精兵训练得差不多就行了，既能在紧要关头保住性命，运气好的话，还能立点功，干出点名声。

像李成梁和吴三桂就是典型例子。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一度被誉为明末北方边军的两大精锐，但实际上，他们和正规明军的关系其实不大，更多的是李家和吴家的私兵，也就是家丁。李成梁在辽东守了三十多年，自诩“大战十次，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传一百二十六》）。这么一说吧，有李成梁在辽东的日子里，努尔哈赤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屁都不敢放的原因是什么？多半满洲人早就被只有三五千人的辽东铁骑吓破了胆。

等到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相继去世，辽东铁骑也像其他私兵一样逐渐散散悠悠。之后，吴家的关宁铁骑就变成了大明在辽东的主要依靠和支柱。

关宁铁骑的重要性可不是一般的，换句话说，只要吴三桂不出什么乱子，关宁铁骑根本就没啥可担心的。那满洲人想冲过山海关，估计难度不小。要是不信？不妨去问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看看他们怎么说。

其实要打听一下朱由检的想法也可以，这位崇祯皇帝一直都挺羡慕吴家的家丁们，为什么呢？崇祯三年（1630年）的时候，辽东总兵吴襄（也就是吴三桂的爹）在外面出巡时，被满洲人包围，数百个凶悍的满族兵把他团团围住，手下几乎全都牺牲了，就快被俘虏或干掉了。偏偏，距离他不远的上万宁远守军，一个都不敢出城去救援，守城的将领还下令关城门，怕敌人冲进来偷袭，就是不出去帮忙。在这危急关头，吴三桂带着20多名家丁硬是强行把城门开启，冲破重围，把自己的老爸给救了出来。

由此可见家丁的悍勇，更给朱由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甲申国难、这位大明末代皇帝命悬一线之时，还将最后的一线生机寄托在了家丁身上：

文炳和永固一起去拜见皇帝，那时候外城已经失守了。皇帝问：“二卿和你们的家丁，能在巷战中抵挡得了吗？”文炳们人少势弱，敌人又强，皇帝听了之后十分吃惊。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怪不得朱由检天天败仗，原来啥都没搞明白——只知道家丁能打，却完全不懂人家为什么能打赢。

你要说家丁为什么能打？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伙食不错，虽然听着有点随意，但不掉链子也算靠谱。要不我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讲历朝军队的伙食呢？这其中可别小瞧了，不只是吃喝那么简单，隐藏的可是大讲究。

事实上，其中诀窍吴襄早就明明白白的对朱由检讲过了：

明帝问：“你父子军队多少？”襄跪答：“臣罪无可活，兵丁按册八万，实际只有三万。”明帝又问：“这三万都是勇猛善战的吗？”襄答：“如果这三万都是战士，胜利还能等到今日吗？臣的兵不过三千，真正可用而已。”明帝追问：“三千怎么对付百万敌人？”襄说：“这三千不是兵，而是臣襄的儿子和臣的兄弟。自从受国恩以来，臣吃粗粮，他们却用细酒、肥羊；臣穿粗布衣，他们却穿绫罗缎绢，所以能拼死拼命。”

简单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自然不便宜……朱家皇帝从朱元璋起就比较抠门，从来没有放开手大手大脚过。因此，想要又要便宜又要好货，结果自然就是别指望那些骁勇善战的家丁了，景山上吊的时候身边也就跟了个王承恩而已。

其实，吴襄和吴三桂要真靠那3000个忠诚勇敢、勇敢无畏的家丁来守住山海关，直到明朝灭亡，那几乎不太现实。这两位真靠的，还是那个传说有8万、实际上只有3万“非战斗人员”的大明正规官兵，才能挡得住满洲人的进攻。

那么，这些家丁到底还有啥用呢？说实话，当然有用，而且用得挺大。

我们日常里大多都会碰到“托儿”这种人——那些卖东西的商家明明品质差、价格虚高，根本卖不出去。可偏偏有时候会出现几个人，口才一流，给大家讲得天花乱坠：这东西多牛逼、多稀罕，效果还能多棒。结果，围观的人会不会也跟着冲动买单呢？

那肯定啦，而且还不少见，这就是咱们作为社会动物那奇妙的从众心理。不管我们怎么自我宣称冷静、理智，免不了有犯迷糊、冲动行事的时刻，似乎没人能例外。

特别是在战场这个很容易让肾上腺素飙升的地方，就更明显了，尤其是在99%的大明官兵都还没识字、习惯盲从的情况下。

故此，当出现大兵团战略决战时，家丁最大的作用就是当“托儿”——用悍不畏死激发绝大多数麻木不仁的士兵的勇气：

两军交战，主要依靠将领的勇敢，若将领勇猛，士兵也会奋勇跟随。然而，将领的勇气并非仅靠一人之力，而是需要左右心腹的活跃勇士齐心协力，才能激发士气，敢于冲锋。一旦将领率先出击，士兵们也会鼓起勇气，争先恐后。正是这份精神，带兵的家丁和亲兵才被重视。

到了战况最激烈、最僵持不下的时候，家丁这支精锐的部队通常就变成扭转战局的关键利器。

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打援朝抗倭的战役中，李如松带兵攻占了平壤，接着继续追击日军。没多久，两军在碧蹄馆（现在的韩国京畿道碧蹄洞）爆发激烈的战斗，明军前锋查大受被十倍于己的日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

眼下，李如松手下有4万大军，可他只派了两千骑兵去救援。原因很简单，这两千人可是他最信任的心腹，战斗力杠杠的李家家丁，绝对能顶得住。

事实证明，家丁一出场，效果挺不错的。

当时日军三万多兵包围了查大受的三千明朝正规军，战况逐渐倾斜，明军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可等两千家丁赶到战场之后，他们那疯狂又猛烈的攻势让日军指挥官宇喜多秀家误以为遭遇了明军主力的突袭，一紧张就急忙下令全军撤退，退到汉城坚守，也就成就了碧蹄馆大胜。

战后，宇喜多秀家向丰臣秀吉说明败因，说是遇到了明军的“十万铁骑”，因此不得不撤退。

两千家丁能发挥出十万铁骑那样的战斗力，不光是因为老李家几十年来一直花了不少银子，喂得好酒好饭养出来的兵士，还得看他们选兵的标准。

简单来说，明末的家丁，基本上不算是明朝的正规兵丁，也绝对不算是明朝的人，而是所谓的“降夷”。

什么是降夷？简单说就是如蒙古、女真甚至倭寇等异族人或边地胡化的汉民，因为战败、犯罪、破产等原因流离失所，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就成了明朝边地将领最喜欢招募的对象：

所谓降夷啊，就是山北靠近辽阳那边的人，除了中国之外，被叫做降夷。而降夷之外的那些，就是大清那边的人。两边就夹在中间，所以辽东的人还是习惯叫他们夹道之人。因为近来大清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人就投降中国，大家都叫他们降夷，他们大多是善于弓弩和战斗的士兵，归在大寿将军麾下，吃大米粮，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早在嘉靖年间，边帅大肆招募降夷为家丁就已经蔚然成风，以至于时任兵部尚书的王崇古忍不住向隆庆皇帝朱载坖吐槽说“各边纳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冲战之用，行之巳久”（《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十七·确议封贡事宜疏》）。所以像满桂、尤世威、刘綎（招募倭寇当家丁的就是这位）、尤继先等著名将领麾下都不乏数百到上千人的降夷家丁，李成梁父子所倚仗的辽东铁骑基本上由蒙古、女真人组成。吴襄父子的关宁铁骑更是大多为被建州女真消灭的各女真、蒙古部落残余，跟努尔哈赤、皇太极仇深似海，所以打起仗来才那么玩命：

辽人根植本土，从小就熟悉东奴的动向，遇到入侵根本不怕。只要有坚固的盔甲、锋利的兵刃和良好的战马，个个都争着冲上去杀敌，想要为家族报仇雪恨。宁锦屡次得胜，也大半是辽人奋勇冲锋、冲在前头的功劳。

像崇祯二年（1629年）那次己巳之变，皇太极带着兵力绕开松锦防线直接攻进关内，一度把北京困住了。幸亏袁崇焕和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远赴支援，几番在永定门前激战，才把满洲人赶了出去。

不过，这支在京师守卫有功的军队，待遇究竟怎样呢？据一些史料说，关宁军在城外驻守的半个月里，经常遭到城上守军和百姓的谩骂，叫他们是奸细。不仅如此，关宁军的士兵还被京营士兵用砖头砸死了3人，出城时被选择锋刀砍死6人，辖区里的巡夜兵丁打杀或勒索的事情也不少见，以至于最后关宁军气得直接擅自离开京城，打算返回辽东，连祖大寿都无法阻止。幸好孙承宗威望一时无两，演出了一出“月下追韩信”的戏码，才让局势没有彻底崩溃。要知道，此刻京城内外，关宁军还是唯一能抗击的力量，再让他们跑了，明朝恐怕就真完蛋啦。

为何京师的军民对关宁军并不待见？主要就是因为这支部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是“降夷”，在长相、语调、服饰和习惯上，难免跟他们的死敌，也就是在城外烧杀抢掠的后金军，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于是那些只会躲在城墙后面嘴上说说、帮倒忙的京师军民们，不知道脑袋抽了哪根筋，居然把满腔的仇恨撒向了那些在保卫他们的辽东将士身上。

既然降夷不太受欢迎，那些明朝的将军们为什么不干脆改用自己本族的人来做家丁呢？

因为他们也不是傻瓜，当然不会想当那冤枉钱的牺牲品。

相比于降夷，汉人骨子里的特质就是勤俭持家、成家立业。所以李成梁、吴襄这些人要是招募这些人的话，从吃糠改喝美酒、养肥羊开始，他们一定会感激涕零、拼尽全力。不过好日子一长，他们也难免又会怀念那三亩地、一头牛，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一旦有了家、有了产业、牵挂着妻子孩子，真的还能在战场上舍得拼命吗？

而游牧民族本性使然，向来过着今日享乐、明日再说的生活。尤其在家破人亡之后，没什么牵挂，今日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云又起——李成梁、吴襄们赏的银子，基本都用来买酒吃肉、找美女。等钱都花完了，他们就再拼一次命。要是战死了算了，活着就算挣到，哪还费脑筋去想那么多事？

据《国榷》记载，李成梁还想出了个挺妙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家丁们可以借钱来享乐——每当他们把军饷花得差不多时，李成梁就提前给他们发银子，只要之后用战功或者战利品来还就行。这样一来，家丁们岂能不感激，有了这种利益诱惑，不拼命保护自己，谁还敢呢？

就这么一说，李成梁、吴襄花上一两银子，就能搞定降夷的事，可要是放到汉人身上，十两银子都未必能办到。要是是你我，会怎么想？

要说明末那会儿，靠家丁们来维系国家防务，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说不好也只能叹一口气，没办法。要是真的没有家丁，大明的北边防线可能早就塌了。靠那帮怪胎家丁撑一阵子也行，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事实上当年吴襄就是这么对朱由检说的。后者对前者骁勇善战的家丁怦然心动，就想将其调回京师充当御林军。然后吴襄直接就一盆冷水泼过去——对不起，陛下您太穷了，养不起：

明帝问：“需要多少粮饷？”襄回答：“一百万。”明帝听了吃惊，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粮饷？”襄说：“一百万还算少的，三千人在外面都拥有数百金的庄田，现在把他们都留在关外，打算去哪儿屯种？多余的粮饷少了十四个月，怎么补充？关外还有六百万的生存者，交给他们非得算计不可；驱赶他们一起进去，怎么安置？”襄又说：“一百万恐怕还不够。”明帝说：“你说得对。宫中只有七万两黄金，还有金银和其他物品只有两三十万。”然后下令拨款帮助，群臣也都各执己见，最终没有采纳。

就算朱由检的内库里藏着七百万，甚至七千万两黄金，实际也沒什么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一再告诉咱们，要是哪个朝代的军队变成私人势力，那就啥好日子都结束了。

说回伙食这档事，从秦到清，要说除了两宋之外，哪个朝代的军队伙食都差得不得了，跟猪食差不多似的。就算是在条件还不错的时候，领导再公正廉洁，也要故意让士兵们能吃饱就行，能吃饱不饿死就满意。等到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再开仓放粮，让将士们尽情大快朵颐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