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圆 发自 凹非寺量子位 | 公众号 QbitAI
37岁就获诺奖的传奇大佬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去世了，享年87岁。
他在1970年发现逆转录酶，颠覆了传统遗传“中心法则”描述的细胞中遗传信息流动方向。
让现如今的“中心法则”，多了一条从RNA到DNA的路径。
这项发现动摇了新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根基，并促进了人们对逆转录病毒和包括HIV在内的病毒的理解。
凭借这一发现，他获得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之一。
说起巴尔的摩，他也是妥妥的学霸：25岁获得博士学位、一年半发了10篇论文；但大佬人生中也遇到过低谷，曾面临长达10年的学术不端争议……
他与妻子黄诗厚也因科学结缘、相识于实验室，并相伴终生。
巴尔的摩曾经说过：
我能够代表我共事过的大部分科学家说，我们并不把科研当成一份工作，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机会穷尽一生去探索人类知识的前沿，那是一种上天的赏赐。
他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周，他仍在持续学术创作。
18个月发10篇论文
1938年3月7日，大卫·巴尔的摩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父亲是一位从事服装生意的信正统犹太教的人，母亲是一名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
1954年，在母亲的鼓励下，巴尔的摩在缅因州巴港的杰克逊实验室参加了一个科学夏令营——在那里，他遇到了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大四学生霍华德·M·特敏（Howard M. Temin），后来他们一起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奖。
1959年，大三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在冷泉港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夏天，由此接触了分子生物学，并在这里了结识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噬菌体研究先驱，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和赛勒斯·莱文塔尔（Cyrus Levinthal，蛋白质折叠研究先驱）。
1960年，大卫·巴尔的摩以优异的成绩从斯沃斯莫尔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进入MIT读研究生。一年后他转到洛克菲勒大学，并在此做出了关于病毒复制及其对细胞代谢影响的基础性发现，包括首次描述了RNA复制酶。
他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于1963年（25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MIT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的摩在洛克菲勒大学求学的18个月发表了10篇论文，除其中一篇之外，他是所有文章的主要作者。
（巴尔的摩，你也Non-stop么）
另一边，20世纪50年代末，雷纳托·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在加州理工学院阐明了DNA肿瘤病毒如何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到了20世纪60年代，杜尔贝科的学生霍华德·M·特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一种RNA肿瘤病毒也可能通过生成自身的DNA拷贝来感染健康细胞。
然而，当时的学界共识认为细胞中遗传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特敏的设想并没有得到重视。
1965年，年仅27岁的大卫·巴尔的摩接受杜尔贝科的邀请，在新成立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担任独立研究员，在此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RNA的复制。
在此期间，大卫·巴尔的摩做出了一项重要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将其蛋白质作为一个大的多聚蛋白产生，随后再被加工成单独的功能性多肽。
1967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黄诗厚（Alice Huang）以博士后身份加入了他的团队，当时，黄诗厚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水疱性口炎病毒（VSV）。
1968年，巴尔的摩再次受萨尔瓦多·卢里亚邀请加入MIT，担任微生物学副教授，黄诗厚也来到MIT继续研究。在MIT工作期间，他们一起发现了VSV的复制涉及病毒颗粒内的RNA依赖的RNA聚合酶，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策略来复制其RNA基因组，VSV以单链负链RNA的形式进入宿主细胞，但携带有RNA聚合酶，以刺激RNA的转录和复制过程。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大卫·巴尔的摩进一步研究了两种RNA病毒：劳斯鼠白血病病毒和劳斯肉瘤病毒，进而发现了逆转录酶。后来他又找到了逆转录病毒，这类病毒利用RNA模板催化合成病毒DNA。
1970年，巴尔的摩与特敏分别通过独立的实验，证明了逆转录酶的存在。
这是一个精妙的巧合，他们并非合作，而是近乎同时提交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区别在于，特敏使用的是禽肌母细胞瘤病毒（avian myeloblastosis virus），而巴尔的摩则研究劳舍小鼠白血病病毒（Rauscher murine leukemia virus）与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
巴尔的摩的手稿在1970年6月2日寄到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特敏的手稿则在6月15日寄到。该杂志在6月27日的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论文发表的速度充分说明了他们发现的重要性。
由于以上工作，杜尔贝科、特敏与巴尔的摩三人共享了1975年诺贝尔奖。获奖时，巴尔的摩只有37岁。
他们关于逆转录酶的发现，影响远超病毒学本身——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分子生物学，并为逆转录病毒学和癌症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中心法则认为，遗传信息是从DNA单向流向RNA再流向蛋白质，而逆转录酶和逆转录病毒的发现，表明了遗传信息可以在DNA和RNA之间双向流动，从而对“中心法则”做出了重要补充。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大卫·巴尔的摩重组了自己的实验室，重新将重点放在免疫学和病毒学上，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
1982年，巴尔的摩用爱德华·C·“杰克”·怀特黑德（Jack Whitehead，实业家兼慈善家）捐赠的1.35亿美元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
1986年，巴尔的摩发现了一个关键转录因子——NF-κB，其在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以及病毒调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引发了“信息爆炸”，成为了过去几十年中研究最为深入的信号转导范例之一。
1988年和1989年，巴尔的摩发现重组激活基因（RAG）编码的RAG-1和RAG-2蛋白是介导免疫球蛋白和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的核心重组酶，这一发现对于确定免疫系统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对特定分子具有特异性至关重要。该发现被大卫·巴尔的摩认为这是自己在免疫学领域的最重要发现。
1990年，巴尔的摩发现并证明了一种名为BCR-ABL的融合蛋白足以刺激细胞生长并引发（CML），这一发现为后来著名的抗癌药物伊马替尼（格列卫）奠定了基础，该药物通过抑制BCR-ABL蛋白，在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并在治疗胃肠道间质瘤（GIST）方面显示出希望。
同年，大卫·巴尔的摩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大学的第六任校长，但仅仅一年半后，他因涉及泰瑞莎·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的学术不端指控而辞任校长职务——那件事即为备受争议的“巴尔的摩事件”。
1994年，巴尔的摩重返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
1997年，大卫·巴尔的摩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
2005年，他辞去校长职务，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除其他工作外，巴尔的摩建立了一种新方法以帮助抗击癌症，研发了一种新的高效基因疗法以防止HIV感染免疫系统中的单个细胞，并开发了一种生产转基因小鼠的新方法。
他还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致力于全球范围的HIV疫苗研究。
直至2019年，巴尔的摩将实验室交由年轻人接管，表示：
我从事科研工作60年了，是时候把这个领域交给年轻人了。
纵观他的整条科研历程，大卫·巴尔的摩在免疫学、病毒学、癌症研究、生物技术等领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研究深刻影响了国际科学。
除了1975年的诺贝尔奖，他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1974年）、沃伦·阿尔珀基金会奖（2000年）、礼来公司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奖（1971年）、古斯塔夫·斯特恩病毒学奖（1970年）以及拉什克-科赫兰医学科学特殊成就奖（2021年）。
“巴尔的摩案”
在巴尔的摩的研究生涯中，最具争议的当属轰动全美的“巴尔的摩案”。
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学术不端指控，对美国处理科研不端的流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件事情还得从1984年说起。
1984年，巴尔的摩开始与免疫学家泰瑞莎·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合作。加里于1981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癌症研究中心，担任助理教授。
1986年4月，他们在《细胞》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的论文，他们不知道，该论文将成为“世界上调查最多的科学论文”。
加里实验室的爱尔兰博士后玛戈特·奥图尔（Margot O’Toole）被要求扩展《细胞》论文的结果。奥图尔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并抱怨结果肯定是错的——因为她无法复制。
她特别抱怨说，Bet-1试剂并不像《细胞》杂志上的论文声称的那样有选择性。
在一系列或公或私的恩怨后，奥图尔对加里提出了“故意歪曲数据”的指控，这相当于科学欺诈。
科学过程中的验证包括其他科学家的复制和扩展，如果存在欺诈，那么其他科学家就不能进行重复，被指控的科学家将名誉扫地。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很快介入了事件，于1991年正式指控加里伪造数据，并建议禁止她在十年内获取研究资助。
对于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来说，作为《细胞》杂志论文的合著者，加入这场争议的风险是很高的，但他强力为加里辩护。
两名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普通科学家，自封为“欺诈终结者”的内德·费德尔（Ned Feder）和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也趟入了这场浑水。
在舆论操作下，“科学骗局”迅速爆发，成为轰动一时的全国性新闻，很快被称为“巴尔的摩事件”，一个科学“水门事件”。
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巴尔的摩与合作者们撤回了论文。
巴尔的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他可能“过于轻信”了加里的解释，“未尽力独立核实她的数据和结论”，并为自己没有更认真地对待举报者进行公开道歉。
由于该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巴尔的摩不得不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一职。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1992年，一位专家成功证明了特勤局是错误的。这件事成了所有参与者指责、程序失败和彻头彻尾固执的悲剧。
有段时间，奥图尔对加里提出了18项指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所谓的“欺诈性数据”否定了《细胞》杂志论文的结论。
1993年，加里在复制了她1986年《细胞》论文中的数据，并分别被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免疫学小组证实。
在加里提出上诉后，美国政府介入了此次事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聘请了一个由免疫学专家组成的上诉小组来查清这件事的真相。经过数年的详尽调查，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1996年6月，相关机构审查组最终裁定，撤销对加里的所有指控。
报告指出，最初举报者提出的多数证据“无关、证明力有限、内部矛盾、不可靠或无依据、不可信、不具佐证性，或基于不合理假设”。
但同时，报告也指出，这篇备受争议的论文仍“充斥着各种错误……责任应由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
巴尔的摩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
科学界在面对学术欺诈时，应该做到迅速而果断的处理。过去大家往往不愿意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大多数诚实的科研人员对欺诈缺乏了解，同时也不愿去正视这个问题。但围绕这篇论文调查所引发的巨大公众关注，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种回避的态度必须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这场风波带来的一个积极结果。
科学的聚光灯下
大卫·巴尔的摩于2025年9月6日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身旁有妻子和女儿陪伴。
他的妻子黄诗厚女士出生于中国江西南昌，在1967年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巴尔的摩的研究团队，二人因此结缘。
黄女士本科、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一位优秀的微生物学和病毒学家，曾获得利利奖（Eli Lilly Award）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奖，作出了多项杰出贡献：
她在水疱性口炎病毒（VSV）的结构、复制和调控方面开展的开创性研究，使VSV成为模型实验系统；发现并首次纯化了缺陷干扰病毒颗粒，为理解疾病提供了新途径，也为减轻病毒毒性提供了可能的工具；证明了DNA和RNA病毒之间的表型混合，表明混合感染期间可能存在宿主范围扩展；提出了一种新的实验室技术，目前该技术被广泛用于将病毒及其遗传内容靶向特定细胞；在VSV和新城疫病毒中发现RNA依赖性RNA聚合酶，引领了负链病毒的分类工作。
她为巴尔的摩发现逆转录酶的工作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巴尔的摩与中国科研界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推动科研机构的建设，促进双向学术交流。
他同时还是西湖大学创校校董：2018年起，他连续担任第一届、第二届西湖大学董事及西湖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巴尔的摩博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科学的聚光灯下，就在上一周，他还在国产免疫学期刊Immunity & Inflammation上发表了题为NF-κB: Master Regulator of Cellular Responses in Health and Disease的综述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为了他的遗作。
文章的结语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专利到期和价格可能下降，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负责任的医生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制定包含多种治疗方法的诊疗计划。
大卫·巴尔的摩已然离去，但他勇于探索未知、敢于挑战教条的精神，已融入探索病毒奥秘、解析免疫信号、或试图诠释生命本质与疾病复杂性的科学家及其团队之中。
参考链接：[1]https://www.nytimes.com/2025/09/07/science/david-baltimore-dead.html[2]https://mp.weixin.qq.com/s/j0XoQ8cyh5LCNTZA4dY5sA[3]https://mp.weixin.qq.com/s/QBrOHRvu2Mtc27OPxrdNVg[4]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4466-025-00014-0[5]https://www.sohu.com/a/496449845_121124543[6]https://www.caltech.edu/about/news/caltech-mourns-the-passing-of-president-emeritus-and-nobel-laureate-david-baltimore[7]https://academic.oup.com/jnci/article-abstract/91/17/1449/2543820[8]https://www.westlake.edu.cn/news_events/westlakenews/UniversityNews/202509/t20250909_589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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